近年来，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数量日益增加、范围逐步扩大，土壤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土壤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显示，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形势已然十分严峻。我国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布，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分布。此外，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

  事实上，早在2014年，原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就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主任表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我国的“家底”太薄。

  据了解，当前我国颁布的《土壤环境品质衡量准则》，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将土壤质量维持在自然背景值的一级标准全国“一刀切”，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差异;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二级标准，以及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三级标准，指标限值存在争议。

  此外，由于调查时间跨度大，加之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精度相比来说较低，难以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

  “在有限的资金、时间内对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个挑战，只能进行相对的详查。”一位工作人员说，详查涉及如何布点问题，点位要有代表性，因为调查的点位最终要转化成面积，也涉及重度、中度、轻度污染区的划定。“未来可能每个点位代表一定的亩数，但精确到每平方米很难做到。”

  有报告称，我国环保研发技术(不含环境友好产品)占据营业收入(不含环境友好产品)的3.2%。环保研发技术以研发单位自有资金为主，政府投入仅占7.9%。而且水污染控制技术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为当前我国环保研发技术的主要领域，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辐射污染防护技术研发薄弱。

  另外，在污染要素产业体系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有关产品和服务占其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60%，土壤和固态废料污染防治相关这类的产品和服务占30%，而我国的上述两个比例分别约为80%和10%，具有充分的不同污染要素间产业体系调整空间。